京东黄金交易,铅锌金属概念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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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铅锌金属概念股有哪些
  • 炒股亏了钱是怎么亏的?
  • 股票十送二是什么意思
  • 炒股票能翻本吗?我20岁有7万,只求一年时间变10万.有这个可能吗?
  • 短线王中王 论文
  • 股市崩盘的崩盘案例
  • Q1:铅锌金属概念股有哪些

    A股中含有“锌”的上市公司主要有:
    宏达股份(600331):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公司占60%)是亚洲最大的铅锌矿、集铅锌矿开采、洗选、冶炼一体化企业,拥有兰坪铅锌矿、金顶铅锌矿峰子山矿段、金顶跑马坪铅锌矿三个矿产的采矿权。其中兰坪铅锌矿拥有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铅锌矿山,铅锌金属储量达到1500多万吨。
    中金岭南(000060):
    公司拥有产能亚洲最大的凡口铅锌矿,及产能国内第三的韶关冶炼厂。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铅锌精矿开采能力居全国第一,铅锌冶炼能力居全国第三。
    罗平锌电(002114):
    公司是国内锌冶炼行业唯一矿、电、冶炼三联产企业,拥有锌矿开采、水力发电、锌冶炼相结合主导产品产业链,综合经营收益明显高于各块资产单独经营收益之和,实现了生产经营模式优化和提高综合收益。
    驰宏锌锗(600497):
    公司是国内第五大铅锌生产企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锌矿自给率号称为业内最高。
    建新矿业(000688):
    公司于2013年初完成资产重组后持有东升庙矿业100%股权。东升庙矿业的主营业务为铅锌矿的采选、工业硫酸及次铁精粉的生产,主要产品为锌精矿、铅精矿、硫精矿、工业硫酸和次铁精粉等。其后于2013年8月宣布增发收购中都矿产100%股权,中都矿产江山铅锌金银矿采选工程项目设计规模为60万吨/年,建成后将使中都矿产具备年产60万吨的铅锌金银矿采选能力。
    株冶集团(600961):
    公司是国内主要综合性锌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锌及锌合金生产、出口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湿法炼锌企业之一。不过,在锌矿资源方面,公司未来有赖于控制人五矿集团的注入。
    盛达矿业(000603):
    2011年11月,公司在经过重大资产重组之后主营转变为以铅精粉、锌精粉的生产、销售为主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企业。
    盛屯矿业(600711):
    在经过重大资产重组转型后,公司实际全资控股的埃玛矿业其主要资产就包括有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采矿权。
    中色股份( 000758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色锌业的子公司白音诺尔矿业拥有铅锌矿石资源量1421万吨的铅锌矿。
    豫光金铅(600531):
    锌矿一般都是与多种金属伴生的,其中以铅锌伴生矿最为多见,所以生产锌的企业,一般都产铅,产铅的企业也生产锌。所以,像豫光金铅这类以铅生产为主业的企业,肯定也生产一定量的锌。
    兴业矿业( 000426 ):
    公司整体经济技术实力位列中国铅锌综合矿山企业前五强、内蒙古有色金属采选业第一。
    西部矿业(601168):
    公司所拥有的锌资源储量在国内也是很靠前的,公司名下位于柴达木盆地的锡铁山铅锌矿号称是中国目前储量最大的铅锌矿。
    锌业股份(000751):
    全国第二大制锌企业,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的矿山,今年拟收购西藏矿山。

    Q2:炒股亏了钱是怎么亏的?

    很多股票你当时不卖,可能过一些天会亏的更多
    如果你硬是要等涨回来再卖,那可能要等好多年才能回到你当初买的价位,这就背离了买股票赚钱的初衷,还不如把钱存银行

    Q3:股票十送二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手上有十股,那么就再送给你两股,这样你就有十二股了

    Q4:炒股票能翻本吗?我20岁有7万,只求一年时间变10万.有这个可能吗?

    7万一年变成10万的股民少说也有百分之四十,接着一个情况可能好多人没注意,进去的7万多年后百分之九十的人可能是3万都没有。

    Q5:短线王中王 论文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
    就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和地区均以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公正秩序,为其证券立法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国外立法通常在对那些已被证实的内幕交易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的同时,尚辅之以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以下简称归入制度),作为其前沿防线,来阻吓内幕人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法》第42条对此亦做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新法制定不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澄清,法律规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以期于《证券法》的顺利执行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一、法律关系的分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制度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由内幕人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法律关系;第二层是由内幕人在前一关系结束后六个月内为相反行为(卖出或买入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买卖关系;第三层是在内幕人因前两层关系而获益的情况下,其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归属关系。内幕人贯穿于这三层关系之中,从而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联系。首先,前两层关系中,内幕人第一次的买入或卖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出或买入而为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层关系具有手段性,而第二层关系则具有目的性特征,即从内部人角度讲,第一次的买或卖行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或买而为的。但是内幕人若想获得收益,这两层关系就缺一不可,所以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其次,只有短线交易有效存在,且内幕人因此而获利,才可能引发第三层关系,即公司的收益归入。倘若构成短线交易的两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欠缺或不成立,则收益归入就无从进行。再次,《证券法》对前两层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的价值评价,法律所要评价的只是第三层关系,即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对收益进行最终的分配。在明晰了上述法律关系之后,下面将探讨归入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内幕人的界定
    (一)董事、监事、经理应否受规制
    将《证券法》第42条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8条相比较,可以发现,《暂行条例》将从事短线交易的内幕人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范围较《证券法》要广(后者规定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而认为上述人员已无从事短线交易的可能。但问题却依然存在。
    1.尽管公司法不允许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但若其事实上转让了应当如何处理,是认为其转让行为无效而令其与交易相对人互负返还义务,还是适用归入制度,这其实是立法者早该考虑的问题。
    2.《证券法》第67条仍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禁止制度的规制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公司法》第147条的影响。而作为其前沿防线的归入制度,与之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实为不妥。不论是从立法文意前后连贯一致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严谨科学的角度讲,第42条都应与第67条一致起来。
    3.《公司法》第147条仅仅限制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份,而不限制其受让股份,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之前卖出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买入,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2)在任职期间内买入,在去职后卖出,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3)任期不满六个月者,在任职前买入或卖出,在去职后卖出或买入。于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自买入后即受《公司法》第147条的限制,故先不予讨论。情形(2)是否应受规制,理论上有争议。一说认为买入及卖出时当事人均需具有董事、监事、经理身份才能受规制,是为“二端说”。一说认为只要买入或卖出时当事人具有此身份即应受规制,可谓“一端说”。美国实务界采“一端说”,我国台湾原采“一端说”,近来改采“二端说”,但颇受学者批评[1]。但无论依哪种学说,情形(3)均无法规制,至为明显。在我国,证券法学说与实务均尚不发达,因而对(2)(3)两情形如何规制少有说明。笔者认为应从归入制度立法目的出发来考量,以设定内幕人的范围。概言之,设立该制度不单纯是为了禁止短线交易,亦不仅在于使公司取得内幕人的收益,而是要以此方式积极阻吓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常能接触公司秘密,有可能利用内幕信息为短线交易,因此对其适用归入制度加以规制是必要的。具体操作上应采“一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如上述情形(3))亦应加以规制。
    (二)关于持股5%的股东的规定
    关于受规制的股东,《证券法》与《暂行条例》分歧不少。一方面,《证券法》把受规制的股东范围由法人股东扩大到自然人股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者放弃了限制自然人持股数量的立场);另一方面,《证券法》将有表决权股份改为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从而把持有5%以上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包括了进来,较《暂行条例》为全面。因为大股东无论其有无表决权均与公司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能获知公司内情,实有规制的必要。[2]然而《证券法》却未如《暂行条例》那样将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又为不足。[3]若能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当为最好。
    三、短线交易行为的解说
    《证券法》第42条规定内幕人将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者方可适用归入制度。结合该法第32、33、35条的规定,此处所说的买卖行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价交易应无疑问,但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者,以及于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者,应当如何对待,则值得思考。
    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美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如果买卖标的物为发行公司股票,不问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均适用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第16条b项的规定,应受归入制度的制约。在我国能否做同一解释,尚需要结合《证券法》第41、42条来分析。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应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由此看来,其规制的对象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也包括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东。于是第42条所称的“前条规定的股东”亦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自然也包括了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前者进行的证券交易,依《证券法》第32、33、35条的规定,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公开竞价的现货交易。而后者则显然不能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短线交易人的买卖方式不仅有场内集中竞价交易,也可以是场外柜台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
    在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则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质权的行使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内幕人买入股票后六个月内因他人行使质权而丧失股票;以及于卖出后六个月内因行使质权而取得本公司的股票。2.因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购买当时系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购买,实则为共同财产,于离婚之际分割过户,一方丧失股票,对方取得股票。3.因受遗赠或依继承而取得股票。4.因赠与而取得或丧失股票。5.因公司增资配股、或因公司债的转换以及因公司合并换发新股而取得股票。
    上述诸情形,美国司法实务界称之为“非正统的交易(unorthodox transactions),以与“正统的的交易(garden-variety transactions)相区别。后者特指现金买受股份的交易行为。一般认为,决定该行为是否为短线交易规范下的买卖行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该行为是否为自发的行为(whether the transaction is voluntary)。如果因超出其所控制的事件而被迫执行一项交易则此行为将无法成为内幕人滥用内幕信息的工具。2.时间上的控制(control of timing)。如果无法控制交易的时间,那么行为人将无法准确的将其交易行为与依内幕信息所预期的股份变动相配合。3.内幕人是否已获利了结(whether the insider cashes out)。如果内幕人通过交易获利并将利益转化为无风险的形式(比如现金),则该行为有可能受到短线交易规范的规制。[4]依此标准来衡量,上述行为并非完全或主要能由当事人自主控制,因此与第42条所称买卖相去甚远。当然这只是学理观点。如果上开标准能为我国证券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用当为最好。
    四、短线交易人:责任还是义务内幕人的短线交易收益将被收归公司所有,那么,该内幕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责任还是义务呢?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没有多少实意的概念之争。其实不然,如梅里曼教授所言:“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 [5],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正在于此[6]。如果人们对某一事物尚未能加以概念式的把握,那么人们的认识还不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讲,法责任与法义务不是同一层面的范畴,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7]一般的说,在产生上责任与义务有一种继起的关系。其次,责任具有必为性和当为性,即责任的认定需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并且国家直接运用强制力保障履行,具有必须承担和实现的性质。并且责任是对否定义务行为的否定,有责主体不能拒绝,而义务则不然。就民商法领域而言,一些义务可以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其实现亦不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即民法上的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8]
    就归入制度本身而言内幕人对公司负有责任还是义务,实际上反映了对归入制度的两种不同认识。若采责任说[9],则意味着内幕人的行为违反了先在的义务或侵犯了公司的权利,而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具有可责难性。相反,若采义务说,则表明交易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或说法律对此不加细究),只是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作一番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要求内幕人履行一种新设的义务。
    从源头来讲,责任说多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证券法律制度原以美国最为发达,其立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过程中,其普通法传统对责任与义务不加严格区分[10]、常常混用的负面作用也表现了出来。然而我国法制自晚清以来,深受欧洲大陆法影响,对责任与义务多加区分,已成定式。因此为了我国法制的体系化进程,也为了证券制度能融汇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诚有必要区分责任与义务。[11]
    笔者认为义务说是妥当和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理解责任多含否定性评价的成份,而义务则不然。若按责任说,其后果必然使交易关系被否定,使交易双方返还给付,这对交易相对人是很不利的。不过,从我国《证券法》第42条中看不出这层含义。如前所述,法律对短线交易行为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尽管立法者内心对此也许极为反感),而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驱动内幕人自己衡量利弊,主动放弃短线交易的念头,从而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另外,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以外不再对公司负任何义务,因此买卖自己股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明显的。即使该股东可能实际利用了公司的内幕信息,但在尚未被证实前也不应受到责罚。并且这种交易行为本身很少能构成对公司的直接损害,也就谈不上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了。
    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基本的范畴,往往相伴而生。因此当法律为内幕人设立一项新的法律义务——将收益交付公司时,也就赋予了公司以归入权。这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幕人之间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为实现收益的重新分配铺平了道路。
    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以当事人之间有约定为必要,因此属于法定之债,而与合同之债有区别。其次,它与不当得利之债亦不相同。盖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一方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利、并致他人损害、而且获利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收益归入之债中的内幕人虽然获利,但系来自于此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且也支付了对价,有法律依据。另外内幕人的获利并未当然导致公司受到损失,因此与不当得利之债有别。再次,它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盖无因管理要求有为本人谋利的主观条件,而内幕人显然没有为公司造福之念。最后,它与侵权之债也有区别。侵权之债“以被害人受有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至于侵权人是否受益则非所问” [12],而收益归入之债仅以收益为必要而不问损失的有无。综上,可以认定,收益归入之债为一独立的法定之债,公司为债权人,享有归入权,内幕人为债务人,负有收益给付义务。
    五、公司归入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
    在明确了公司与内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归入权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请求权[13],而更多的人认为其乃形成权[14]。后者理由大抵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权利内容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各种请求权都以一定的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的行使不要求公司对交易收益享有所有权,即归入权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只要公司或其股东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而且该权利的行使也使原证券买卖关系的结果发生变更,从而否定了短线交易者的利益所有, 这恰恰符合形成权的特征,因而认定归入权性质上为形成权[15]。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
    (一)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值得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要受到条件的限制:诸选项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而且各选项之和可以涵盖全部可能的情形。以此来审视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结果不令人满意。首先,从语原角度讲,“请求权”系德国学者温德赛(Bernhard Windsheid,1817-1892)所创,用以和“诉权”相区别,而“形成权”一词乃德国学者赛克尔(Emil Seckel)所创[16]。
    [1] 刘连煜:“现行内部人短线交易规范之检讨与新趋势之研究”,载《公司法理论与判例研究》(二),(台北)1998年著者自版,第200页。
    [2] 赖英照著:《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台北)实用税务出版社1992年六刷,第448页。
    1[3]《证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时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其不公平与不合理性是极其明显的。
    [4] 此外美国法院常在特殊情况下考虑:(1)该内部人是否有接触内幕信息的途径, 或(2)若内部人因系争交易所另取得的是“经济上相当的证券”,则其造成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可能很小, 或(3)当交易之客体为两家为其所完全拥有的公司时,从一家所获之利益,将因为另一家损失而抵销,此时亦不属于须规制之行为。见前引[1] 刘连煜文,第204--205页。
    [5] [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涂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6] 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平常所说的“定义”不同,且与时人所反对的概念法学有别。又,反对概念法学仅反对其一切皆从僵死的概念出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而非反对法学概念本身。
    [7] 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另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585页。
    [8] 梁慧星:“论民事责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
    [9] 杨志华:《证券交易责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10] 参见林诚二:“论债之本质与责任”,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页。
    [11] 关于法律体系,王泽鉴先生曾指出:“由于其本身亦系建立于价值判断之上,故亦具有规范之功能”。见“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2] 钱国成:《论侵权行为》,载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76年版,第404页。
    [13] 郑玉波著:《民法债编各论》(下册),(台北)1972年著者自版,第474页。 转引自前引[2]赖英照书,第464页。
    [14] 如史尚宽先生认为,“依余所见,此项请求权性质为形成权。”见氏著:《债法各论》,(台北)著者1973年自版,第417页;另见,前引[2]赖英照书,第468页;雷兴虎:《论公司的归入权》,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5页。
    [15] 参见前引[14]雷兴虎文, 第105、106 页。
    [16] 郑玉波著:《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11版,第47页、第50页。1958年Hans Dolle教授在第42届德国法学家年会上发表题为Juristische Entdeckungen的专题演讲,指出形成权作为法学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其基础乃由Enneccerus所奠定。Enneccerus在其关于法律行为的著作(1889)中讨论到所谓“取得之权能”(Erwerbsberchtigungen),并尝试探究此项难以纳入权利体系中之“权利”的发生及本质。其后Zitelmann在其关于国际私法的著作中,以贯彻新认识所必须具备的明确、精细与一般化的能力,铸造了法律上“能为之权利”(Rechte des rechtlichen K?nnens)——权能(Kannrecht)——的概念,Hellwig对此深表赞同,最后由Emil Seckel在其属于德国民法学上最卓越的论文(Die Gestaltungsrecht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Festschrift für Koch(1903))中,以创造性的文字,妥当简要地称之为“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并对制作严密的分类,标明其本质,探讨其发生、变更、让与、消灭等问题。见Hans Dolle:“法学上之发现”,王泽鉴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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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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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股市崩盘的崩盘案例

    纽约1929大崩盘
    一个小时内,11个投机者自杀身亡。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1929年大恐慌的第一天,也给人们烫上了关于股市崩盘的最深刻的烙印。那天,换手的股票达到1289460股,而且其中的许多股票售价之低,足以导致其持有人的希望和美梦破灭。
    但回头来看时,灾难的发生甚至是毫无征兆的。开盘时,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迹象,而且有一段时间股指还非常坚挺,但交易量非常大。
    突然,股价开始下跌。到了11:00,股市陷入了疯狂,人们竞相抛盘。到了11:30,股市已经完全听凭盲目无情的恐慌摆布,狂跌不止。自杀风从那时起开始蔓延,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投机者自杀身亡。
    随后的一段日子,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自成立112年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大崩盘发生,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超过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而那些活着的投机者,接下来的日子也是生不如死,小弗雷德·施维德在《客户的游艇在哪里》讲述的1929年股市崩盘前后的一个故事,成为那一时期投机者的经典写照。
    一个投资者在1929年初的财产有750万美元,最初他还保持着理智,用其中的150万购买了自由国债,然后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告诉她,那将是他们以后所需的一切花销,如果万一有一天他再向她要回这些债券,一定不可以给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丧失理智了。
    而在1929年底,那一天就来了。他就向妻子开口了,说需要追加保证金来保护他投到股市上的另外600万美元。他妻子刚开始拒绝了,但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故事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以倾家荡产而告终。
    实际上,这种遭遇不仅仅降临到普通的缺乏理智的投资者身上,即使是一些睿智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逃脱噩运。20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此次危机中几近破产。
    像其他人一样,凯恩斯也没有预料到1929年大崩盘,而且还低估了这次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凯恩斯积累的财富在1929年崩盘时受到重创,几乎变得两手空空。
    后来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到1936年的时候,他靠投资股市把财富又增长到了50万英镑以上(相当于4500万美金)。但是在1938年的熊市中,他的资金又缩水了62%。一直到他1946年去世,1929年的崩盘都是他心理上抹不掉的阴影。
    尽管股市暴跌最初影响到的只是富人,但这些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其成员掌握着大部分消费收入,构成了最大部分的个人储蓄和投资来源。因此,股市崩盘导致美国经济失去了由证券投资盈利形成的对支出的支撑。
    股市崩盘以后,控股公司体系和投资信托的崩溃,大幅削弱了借贷能力和为投资筹措资金的意愿,这迅速转化为订单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
    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的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跌到28,20种铁路的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
    受股市影响,金融动荡也因泡沫的破灭而出现。几千家银行倒闭、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1929~1933年短短的4年间出现了四次银行恐慌。尽管在泡沫崩溃的过程中,直接受到损失的人有限,但银行无法避免大量坏账的出现,而银行系统的问题对所有人造成间接冲击。
    大崩盘之后,随即发生了大萧条。大萧条以不同以往的严重程度持续了10个年头。从1929年9月繁荣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1929年的1/3。实际产量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接着又迅速滑坡。直到1941年,以美元计算的产值仍然低于1929年的水平。1930~1940年期间,只有1937年全年平均失业人数少于800万。1933年,大约有1300万人失业,几乎在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失业。
    更严重的是,股市崩盘彻底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一直到1954年,美国股市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1987:大恐慌再临
    1987年10月19日,又是一段美国股民的黑色记忆,这一天美国股市又一次大崩盘。股市开盘,久违了半个世纪的恐怖重现。仅3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 这意味着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内即贬值了二成多,总计有5000亿美元消遁于无形,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的财产瞬间蒸发了。随即,恐慌波及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10月19日当天,伦敦、东京、香港、巴黎、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惠灵顿等地的股市也纷纷告跌。
    随后的一周内,恐慌加剧。1987年10月2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跌幅达14.9%,创下东京证券下跌最高纪录。10月26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126点,跌幅达 33.5%,创香港股市跌幅历史最高纪录,将自1986年11月以来的全部收益统统吞没。与此相呼应,东京、悉尼、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的股市也纷纷下跌。于是亚洲股市崩溃的信息又回传欧美,导致欧美的股市下泻。
    据统计,在从10月19日到26日8天内,因股市狂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之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及间接损失总和3380亿美元的5.92倍。美林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瓦赫特尔因此将10月19、26日的股市暴跌称之为“失控的大屠杀”。1987年10月股市暴跌,首先影响到的还是那些富人。之前在9月15日《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就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10月19日当天,当时的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更悲惨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积蓄投入股市的普通民众,他们本来期望借着股市的牛气,赚一些养老的钱,结果一天功夫一生的积蓄便在跌落的股价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股市的震荡刚刚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动之中。银行破产、工厂关闭、企业大量裁员,1929年发生的悲剧再度重演。比1929年幸运的是,当时美国经济保持着比较高速的增长,股市崩盘并没有导致整体的经济危机。但股灾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仍然巨大,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的一段长时间的停滞。
    日本股市梦魇
    在1987年10月17日美国“黑色星期一”过后,率先恢复的是日本股市,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 此后,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另外一个噩梦般的恐慌却在酝酿之中。1989年12月,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这也是投资者们最后一次赚取暴利的机会。 进入90年代,股市价格旋即暴跌。到1990年10月份股指已跌破20000点。1991年上半年略有回升,但下半年跌势更猛。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降至14309点,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到此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299万亿日元,3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彻底破灭。股市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证券业空前萧条。1991年股市大幅下跌以来的两年中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只有以往的20%。主要靠赚取交易手续费生存的200多家证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且经营赤字越来越大。1992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达400亿日元以上。
    对外资本交易方面,由于对外证券交易额减少,出现长期资本收支盈余,日本戏剧性地变为了资本输入大国。
    另一方面由于股市疯狂上涨,吸引企业都转向直接融资,银行被迫以风险大的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要融资对象,从而间接地导致了银行业的危机。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呈现设备投资停滞、企业库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影响所至,连房地产也未能幸免。日本房地产价格在1990年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位,当时日本皇宫地块的价格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价格的总和。泡沫破灭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才刚刚开始稳住,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当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发人们借贷投机的欲望,日本银行当初急切地给房地产商放贷终于酿下了苦果。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不良贷款不可避免地增加,使日本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引发了通缩,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更持久、更痛苦的萧条。
    日本经历了长期熊市,即使在2005年的反弹之后,日本股市离它的历史最高点还有70%之遥。
    中国式股灾
    目光放回国内。虽然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股市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但依然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股灾。一次发生在1996年。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涨势终于被遏止。上证指数开盘就到达跌停位置,除个别小盘股外,全日封死跌停,次日仍然跌停。全体持仓股民三天前的纸上富贵全部蒸发。 另一次发生在2001年。当年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 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与国外股灾相比,中国股灾的发生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些共性:股市的走势大大脱离经济的基本面,因此注定难以持续,一有风吹草动,便全线溃败,而股市中人则投机心态过盛,或风雨将至仍勉力为之,或追涨卖跌全凭感觉,终不免悲惨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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